中国留学生首登哈佛毕业典礼讲台
发布时间:2016-05-27 14:56:56      作者:吴娟 何江  来源:中国教育报      点击:
中国留学生首登哈佛毕业典礼讲台

这是哈佛学子可获得的校内最高荣誉,他叫何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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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6日,何江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演讲。邹思睿 摄

  美国东部时间5月26日,哈佛大学第365个毕业典礼日。

 

  在绿树阳光和3万多名哈佛人的注视中,来自湖南农家、上大学才头一回进城的生物系博士生何江,身着红黑相间学位袍,微笑着登上了哈佛大学2016年毕业典礼的讲台,成为这所世界顶尖大学历史上第一位登上该讲台的中国学生。

 

  毕业典礼演讲人,是哈佛学子可获得的校内最高荣誉。每年挑选3名优秀毕业生作毕业演讲,已成为哈佛的传统:先由两名本科生分别用拉丁文和英文演讲,再由一名研究生作英文演讲。著名导演史蒂芬·斯皮尔伯格作为今年的特邀嘉宾,与毕业生代表同台演讲。

 

  何江的演讲题目是《蜘蛛咬伤轶事》。

 

  “在我读初中的时候,有一次,一只毒蜘蛛咬伤了我的右手。我问我妈妈该怎么处理——我妈妈并没有带我去看医生,而是用火疗的方法治疗我的伤口。”何江以亲身经历开头,引出自己对先进科技知识在世界不同地区分布不均的担忧。

 

  何江亲切熟稔的家乡记忆流淌在他的演讲中。在湖南长沙宁乡县南田坪乡停钟村,有他务农的父母。自打何江有了参与竞争演讲人的念头,半年来,父母一直鼓励他,和他一起经历了其间所有的起伏、等待和激动。

 

  主会场入场券一票难求,毕业生一般只能邀请至亲入场。校园里满是从世界各地赶来的家长,与孩子分享人生的幸福时刻。何江也收到学校发来的两张入场券,可是从湖南乡村到美国波士顿的距离实在太遥远了,他想都没想,把票送给了朋友。

 

  何江觉得这没什么。哈佛求学近7年,在他心里,父母离他并不遥远。小时候,当村里许多小伙伴成了最早一批“留守儿童”时,何江的父母却甘守贫寒,陪伴他和弟弟。小小土坯房里,父亲讲不完的自编睡前故事,母亲一贯的温和鼓励,长久地温暖着他的内心。

 

  演讲在继续。“尽管我们人类已经在科研上有了无数建树,怎样把这些最前沿的科学研究带到世界需要的地方,我们有时做得还不尽如人意……”

 

  何江与这场演讲的缘分,说起来有些偶然。去年底的一天,在本科生宿舍兼任辅导员的他照例和一群人在食堂吃饭,大家聊起学校选拔毕业典礼演讲人这件事。负责宿舍工作的教授戴安娜·埃克建议何江去试试,他有些犹豫。“你觉得自己行,就去试,没什么丢脸的。”埃克教授说。

 

  如果不争取,机会永远不会来,何江决定试试。

 

  一切来得突然又令人紧张。3月初,何江参加了学校的演讲工作坊,从学写讲稿起步。每改完一稿,他都发给埃克教授和其他朋友读。首轮选拔由参赛者提交讲稿和个人材料,3月底截稿,再由10名不同专业的教授从中筛选。

 

  递交材料后,很长时间没动静,何江以为没戏了。当他很意外地收到入选通知时,距初赛只有6天了。

 

  4月19日初赛启动,从上百名参赛者中选出的10多人上台比拼演讲。何江紧张极了,他尝试脱稿讲,感觉七八分钟一下子就过去了,下台后连自己说过什么都忘了,很忐忑地回去了。两小时后,正吃饭的何江收到评委的邮件,他再次过关。刹那间,他意识到机会难得,应该全力一搏。

 

  距复赛只有一周了,何江给一些见过但并不熟识的教授发邮件求助,希望得到指点。这些教授都回信并与他见了面。一位教授还介绍了自己的朋友、肯尼迪学院一位公共演讲培训专家帮助何江。同学、朋友们也以各种方式支持何江。

 

  到4月26日复赛时,只剩4名选手了。有两名来自肯尼迪学院,都很擅长公开演讲,其中一名还有多年的外交经验;一名教育学院的选手当过多年导游,演讲颇有感染力。何江经历过的最大的演讲场面,是他获得中国科技大学本科生最高荣誉——郭沫若奖时的演讲,当时台下听众仅有数百名。

 

  “说实话,我都不清楚为什么当选了。”读博期间,从事超高分辨显微成像研究流感入侵人体过程及大脑神经元细微结构的何江,作为第一作者和共同作者,已发表9篇论文,从论文数量和质量看,他都是名副其实的“学霸”。但何江说,哈佛学业出色的人太多了,他的胜出,可能与演讲内容的新颖度有关,选择科技题材的演讲人相对较少。

 

  “哈佛的教育教会我们学生敢于拥有自己的梦想,勇于立志改变世界……我成长的经历教会了我作为一名科学家,积极地将我们掌握的知识传递给那些有急切需要的人是多么的重要……而这样一件事,是我们每个毕业生力所能及可以做到的。”讲到这里,何江的演讲被掌声打断。整个演讲,他充满激情,透着自信。

 

  从不自信到自信,28岁的何江经历了太多的历练。从乡下到县城读高中,蹩脚的“农村英语”让他不自信,他就买来英文版小说硬啃;到了哈佛,校园满是“牛人”,整个头一年他都不自信,但第二年,他就报名当本科生辅导员,最后一年,他搬入本科生宿舍,与一群本科生同吃同住。

 

  这期间,何江做过许多被他称作“破冰”的尝试。比如,一桌西方学生正吃饭热聊,英语还不那么“顺溜儿”的何江也坐过去加入谈话。受挫是经常的,但他硬着头皮不断尝试。渐渐地,他结交了不少朋友,不仅持续获得知识上的滋养,英文也越来越好。

 

  “改变世界可以非常简单。它可以简单到成为世界不同地区的沟通者,找出更具创造性的方法,将知识传递给像我母亲一样的人们和农民这样的群体。同时,改变世界也意味着我们的社会,作为一个整体,能够更清醒地认识到科技知识更加均衡的分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关键环节,而我们也能够一起奋斗,将此目标变成现实。”在演讲结尾,何江说,“如果我们能做到这些,将来有一天,一个在农村被毒蜘蛛咬伤的少年,或许不会用火疗这样粗暴的方法来治疗伤口,而是去看医生以得到更为先进的医疗护理。”

 

  何江告诉记者,他此番迎接挑战哈佛毕业演讲的动力还有一个,希望中国学生都能自信大胆地在各种讲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因为每个学生都是自己校园的主人翁。

 

  何江做到了,哈佛校园回荡的掌声为证。

 

  完成哈佛学业后,何江已赴麻省理工学院进行博士后研究,继续迎接自己人生和科学研究新的挑战。(本报美国波士顿5月26日电 中国教育报特聘记者 吴娟)

  《中国教育报》2016年5月27日第1版

 

  【相关阅读】何江演讲全文:《蜘蛛咬伤轶事》

蜘蛛咬伤轶事

何江

  在我读初中的时候,有一次,一只毒蜘蛛咬伤了我的右手。我问我妈妈该怎么处理——我妈妈并没有带我去看医生,而是决定用火疗的方法治疗我的伤口。

 

    她在我的手上包了好几层棉花,棉花上喷洒了白酒,在我的嘴里放了一双筷子,然后打火点燃了棉花。热量逐渐渗透过棉花,开始炙烤我的右手。灼烧的疼痛让我忍不住想喊叫,可嘴里的筷子却让我发不出声来。我只能看着我的手被火烧着,一分钟,两分钟,直到妈妈熄灭了火苗。

 

    你看,我在中国的农村长大,在那个时候,我的村庄还是一个类似前工业时代的传统村落。在我出生的时候,我的村子里面没有汽车,没有电话,没有电,甚至也没有自来水。我们自然不能轻易获得先进的现代医疗资源。那个时候也没有一个合适的医生可以来帮我处理蜘蛛咬伤的伤口。

 

    在座的各位如果有生物背景,你们或许已经理解到了我妈妈使用的这个简单的治疗手段的基本原理:高热可以让蛋白质变性,而蜘蛛的毒液也是一种蛋白质。这样一种传统的土方法实际上有它一定的理论依据,想来也是挺有意思的。但是,作为哈佛大学生物化学的博士,我现在知道在我初中那个时候,已经有更好的,没有那么痛苦的,也没有那么有风险的治疗方法了。于是我忍不住问自己,为什么我在当时没有能够享用到这些更为先进的治疗方法呢?

 

    蜘蛛咬伤的事已经过去大概15年了。我非常高兴地向在座的各位报告一下,我的手还是完好的。但是,我刚刚提到的这个问题这些年来一直留在我的脑海中,而我也时不时会因为先进科技知识在世界上不同地区的不平等分布而困扰。现如今,我们人类已经学会怎么进行人类基因编辑了,也研究清楚了很多个癌症发生发展的原因。我们甚至可以利用一束光来控制我们大脑内神经元的活动。每年生物医学的研究都会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突破和进步——其中有不少令人振奋,也极具革命颠覆性的成果。然而,尽管我们人类已经在科研上有了无数建树,但怎样把这些最前沿的科学研究带到世界最需要的地方,我们有时做得还不尽如人意。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世界上大约有12%的人口每天的生活水平仍然低于2美元。营养不良每年导致300万名儿童死亡。将近3亿人口仍然受到疟疾的干扰。在世界各地,我们经常看到类似的由贫穷、疾病和自然匮乏导致科学知识传播受阻。现代社会里习以为常的那些救生常识经常在这些欠发达或不发达地区未能普及。于是,在世界上仍有很多地区,人们只能依赖于用火疗这一简单粗暴的方式来治疗蜘蛛咬伤。

 

    在哈佛读书期间,我切身体会到先进的科技知识能够既简单又深远地帮助到社会上很多的人。本世纪初的时候,禽流感在亚洲多个国家肆虐。那个时候,村庄里的农民听到禽流感就像听到恶魔施咒一样,对其特别恐惧。乡村的土医疗方法对这样一个疾病也是束手无策。农民对于普通感冒和流感的区别并不是很清楚,他们并不懂得流感比普通感冒可能更加致命。而且,大部分人对于科学家所发现的流感病毒能够跨不同物种传播这一事实并不清楚。

 

    于是,在我意识到这些知识背景,即简单地将受感染的不同物种隔离开来以减缓疾病传播,并决定将这些知识传递到我的村庄时,我的心里第一次有了一种作为未来科学家的使命感。但这种使命感不只停在知识层面,它也是我个人道德发展的重要转折点,我自己理解是作为国际社会一员的责任感。

 

    哈佛的教育教会我们学生敢于拥有自己的梦想,勇于立志改变世界。在毕业典礼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我们在座的毕业生都会畅想我们未来的伟大征程和冒险。对我而言,我在此刻不可避免地还会想到我的家乡。我成长的经历教会了我作为一名科学家,积极地将我们掌握的知识传递给那些有迫切需要的人是多么的重要。因为利用那些我们已经拥有的科技知识,我们能够轻而易举地帮助我的家乡,还有千千万万类似的村庄,让他们生活的世界变成一个我们现代社会看起来习以为常的场所,而这样一件事,是我们每一个毕业生力所能及可以做到的。

 

    但问题是,我们愿意来做这样的努力吗?

 

    相比以往任何时候,我们的社会都更强调科学和创新。但我们社会同样需要关注的一个重心是,将知识传递到那些真正需要的地方。改变世界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要做一个大突破。改变世界可以非常简单。它可以简单到成为世界不同地区的沟通者,找出更具创造性的方法,将知识传递给像我母亲和农民这样的群体。同时,改变世界也意味着我们的社会,作为一个整体,能够更清醒地认识到科技知识更加均衡的分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关键环节,而我们也能够一起奋斗,将此目标变成现实。

 

    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些,将来有一天,一个在农村被毒蜘蛛咬伤的少年,或许不用火疗这样粗暴的方法来治疗伤口,而是去看医生以得到更为先进的医疗护理。(本文系哈佛大学生物系博士毕业生何江5月26日作为优秀毕业生代表,在哈佛大学2016年毕业典礼上发表的演讲,并得到何江的发表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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